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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《最后的访谈》:每一篇都是他们留给世界的“最后告白”

    来源:文汇报    作者:编辑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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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作者:陈熙涵

      20世纪孕育了有史以来最多的文学大师。

      海明威、博尔赫斯、马尔克斯、波拉尼奥、冯内古特……对于这些20世纪文学绕不过去的名字,他们是怎么走上文学之路的,他们的人生有怎样传奇的经历,他们的那些杰作是怎么写就的,他们私下里都有怎样的生活习惯,他们会读其他作家的书吗,对其他同行又有着怎样的评价,我们曾有无数的问题想问。

      所幸的是,这些问题有人已经替我们问过了,并且得到了作家本人在有生之年所作出的真实、明确的答复。这些访谈录,如今读来,即使只有文字,依旧仿佛能感受到他们说话的语调、声音,以及声音背后坦诚的内心。

      “最后的访谈”系列丛书选取了六位从不同方面定义了20世纪的作家,汇集了《巴黎评论》《大西洋月刊》等世界知名媒体对他们生前最后的访谈。他们中有两位(海明威和马尔克斯)获诺贝尔文学奖的,有粉丝过亿的,有结过四次婚的,也有40多岁才开始写小说的……这些访谈中记录了他们对于生命、创作、爱与死亡的理解,时至今日再来看,每一篇似乎都是他们对这世界最后的告白。

      被海明威称为“命运归宿的地方”的古巴哈瓦那

      海明威:如果你老是问些老套的问题,得到的就永远是老套的回答

      海明威在其中一次访谈里谈到:“我的每部作品背后都有一个女人”。虽然他在《老人与海》中塑造了最经典的硬汉形象,但他一生的情感经历复杂,结过四次婚,62岁时死于那支陪伴自己多年的12毫米口径双管猎枪:他将它擦得锃亮,而后装上子弹,倒转枪身,扣动了扳机……

      他笔下的爱情故事里,男人都在孤军奋战,即使与女人有任何瓜葛,最终还是要分离。“即便一个人注定要失去一切,至少不该使自己落到要失掉那一切的地步。他不该使自己陷入那种境地。”或许在他眼里,最好的爱情都是因为短暂才得以永恒。

      1939年到1960年,海明威生活在古巴。他将此称作为“命运归宿的地方”。当时,他住在哈瓦那郊外一座巨大的庄园,为了集中精力写作,他谢绝了任何访客。一些记者试图给他写信、打电话、托人带话,都得不到任何回复。有些人就只好径自找上门去。对这些不速之客,海明威会指出没得到答复就来“这不对”,但还是“很有礼貌”地让人进来,喝着咖啡聊上几句,咖啡喝完访谈也就结束了。书中几篇“访谈”几乎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仓促完成。

      这本书最精彩的访谈来自《巴黎评论》:在采访中,海明威几乎有问必答。因此,我们得以获取很多他的生活细节。比如:比起伏案,他更喜欢站立写作,在一张仅一平米大的写作台上。他还会在一张写作进度表上写下各种数字,比如450、575、1250,数字比较大的时候意味着他的写作形成了突破,写得比较顺利,那么第二天他就可以出海捕鱼来犒劳自己。

      当然,对于功课做得不那么扎实的采访者,海明威脾气一上来也是分分钟教人做人。“如果你老是问些老套的问题,得到的就永远是老套的回答”,这就是他对某知名刊物主编的直言不讳。

      博尔赫斯:我写的东西怎么敢与托马斯·布朗爵士或是艾默生的巨著为邻呢?

      与时刻保持着“战斗性”和“对抗”的硬汉完全不同的是,博尔赫斯的访谈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:太谦逊了!如此博学,文学成就如此之高,却又如此谦卑随和,每个问题他都会认认真真回答,开玩笑时也会让你知道他在开玩笑,免得对方当真。

      这本访谈录的第一篇,就是一个叫理查德·伯金的美国大学生和博尔赫斯的对谈。1968年,博尔赫斯受邀来到美国剑桥做一场讲座。理查德·伯金作为博尔赫斯的铁粉,得知消息后高兴了很久,盘算着要去见一见博尔赫斯本尊。

      博尔赫斯并没有因为对方是个大学生而有任何敷衍和怠慢,反而非常在意对方的感受。访谈才开始15分钟,他们就聊到了福克纳、惠特曼、梅尔维尔、卡夫卡、亨利·詹姆斯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叔本华。

      每隔五分钟博尔赫斯都会停下来问理查德·伯金:“不会无聊吧?不会失望吧?”尽管博尔赫斯被称为“作家中的作家”“百科全书式的作家”,但他说自己首先是个读者,其次才是个作家。他自称,自己的书房中没有一本自己写的书——“我写的东西怎么敢与托马斯·布朗爵士或是艾默生的巨著为邻呢?我只是个无名小卒而已。”“我写过的书并不能证明什么。它们是最不值一提的。”

      博尔赫斯说:“上天赐予我的一大乐趣就是和他人进行关于文学和形而上学的对话。”这种对话对他而言不是辩论,不是独白,更不是傲慢的说教,而是和他人一起求索真知的过程。在这本《最后的访谈》中,博尔赫斯从他的童年谈起,他非常坦诚地谈到他的家庭、儿时的阅读、喜欢的作家……完全可以看成是他的“口述自传”。对于在他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迷宫、老虎、镜子、梦境等主题,都被博尔赫斯一一道出原委。比如说他之所以迷恋老虎,是因为他生来第一眼看见的颜色就是虎皮的金黄,他曾经盯着动物园里的老虎一看就是几个小时。而他失明前最后能看到的颜色则是黄色。

      博尔赫斯在为理查德·伯金的访谈写的前言中非常坦诚地提到,“理查德·伯金让我重新认识自己”。原因在于“我一直自认为完成了自我表述,事实上,比起我自己独处时思考的产物,从他人那儿得到的启发也许更能让我眼前一亮”。从中可以洞见,博尔赫斯对他者尊重和始终如一的关注。

      波拉尼奥:我为那些头下夹着一本书睡觉的年轻人所感动,书是世界上最好的枕头

      在这六位作家中,智利诗人、小说家、散文家波拉尼奥是最晚被引进中国的。虽然,他的作品《遥远的星辰》《荒野侦探》《2666》《地球上最后的夜晚》等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个角落流传,但在中国知道他名字的人还是很有限。

      波拉尼奥曾说,比起成为一名作家,他更喜欢做一名侦探。他告知采访者,“我是那种可以夜里独自回到犯罪现场的人,不怕鬼。”

      和博尔赫斯一样,波拉尼奥也是一位生活在阅读中的作家,或者说是一位书斋型作家。——首先是个读者,其次才是一位作家。他说,如果给我一座很棒的图书馆,或者一张去度假的火车票,没有一点疑问,我会选图书馆。有了图书馆,我的旅途将无限延长。

      认为阅读比写作重要的波拉尼奥,从年轻时就是一位博览群书的诗人、作家。他对采访者莫妮卡·玛丽斯坦坦陈,塞万提斯的《堂吉诃德》、梅尔维尔的《白鲸》、科塔萨尔的《跳房子》、图尔的《笨蛋联盟》和《博尔赫斯全集》这五部作品几乎记录了他的一生。

      当然,如果让他继续举例,他应该还会列出布列东的《娜嘉》,卡夫卡的《城堡》和《审判》,维特根斯坦的《逻辑哲学论》,蒂托·利维奥的《罗马史》,帕斯卡的《思想录》等等;他小说中的人物也都是诗人和作家、艺术家和知识分子。广泛的阅读,让波拉尼奥养成了刁钻的文学品味。他口味挑剔,对许多同行的吐槽堪称毒舌。

      他在访谈中评价聂鲁达说,“聂鲁达就是我在20多岁时假装出来的样子:不写作但像作家一样生活。聂鲁达绝大部分作品都糟糕透顶,有些真的跟传染病菌似的。但他像一个诗人那样生活,不仅像一个诗人,他表演得就像一个诗人国王。”

      但是,当他的作品遭到别人恶评的时候,他就没那么淡定了。“最后的访谈”披露了这一点,“每次我读到有人说我坏话,我就开始哭,我在地板上爬,我抓自己,我无限期停下写作,我失去食欲,连烟都不怎么抽,我去海边散步,我问海鸥‘为什么是我,为什么、为什么’?”尽管波拉尼奥说自己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读者,但他还是很看重读者对他的书的评论——“简单地说,读者本身就感动我了。我为那些头下夹着一本书睡觉的年轻人所感动,书是世界上最好的枕头。”(陈熙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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