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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文学写作如何讲好“中国故事

    来源:山西日报    作者:编辑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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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作者:傅书华

      乡村与都市的生活水准是否相当,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程度如何的重要标志。中国作为后发的现代经济大国,其都市经济、文化发展的现代程度是有口皆碑的不争事实,但乡村经济、文化等的发展,则尚有极大提升空间。这其中,相当人口的脱贫工作,成为了当务之急。中国政府精准脱贫工程的意义正在这里。山西是中国典型的乡村传统根基深厚的内陆省份,山西的脱贫工作,在中国有着堪称典型的代表性。鲁顺民等三人在《掷地有声》这本书中,对山西的精准脱贫工作,从政策的实施,干部、乡民的精神状态,到生产形态的变化,文化、教育、科技等在其中的作用,作了颇具深度的全方位的描写与揭示,讲了一个生动的让大家关心的正在中国发生的“好故事”。

      那么,这个故事是如何“讲述”出来的呢?

      我觉得有两点是特别突出的:一是贴近乡民实际生存的真实细节展示与数据化支持;二是在国家、文学、民众三方接受的阈值内讲述故事。

      先说第一点,凡是读过这部作品的人,大概会有这样深刻的印象,那就是在这部长达400多页的作品中,每阅读至多两三页,总是会看到一两个生动的能够体现乡民实际生存形态的细节,总是会看到一两串体现乡民实际生存形态的数字。

      再说第二点,这部作品,受到了国家、文学界、大众读者的三方认可。因是对国家扶贫工作的反映,所以,得到国家层面的好评是自然的;作为文学作品,真实形象地揭示某个历史时段中国乡民的生存形态情感形态,自然也会得到文学界的认可;而由于与乡民生活、情感的直接相通,为大众读者所欢迎也自在情理之中。在作这样的讲述时,作者并不从知识分子理想化角度和价值性标准,对注重现实可行性的国家精准扶贫中的局限作出尖锐批评,也并不因符合国家标准而降低文学界的价值期待,又不因思想或文学的深刻而脱离大众的阅读期待视野。这种兼顾性,也是作品赢得三方同时接受的重要原因。

      这样一种讲述故事的模式,其实是山西文学创作的传统。

      先说第一点,凡是稍稍熟悉山西作家写作的读者,一定对这种写法留有深刻的印象,你在赵树理《孟祥英翻身》中对劳模孟祥英事迹的描写中,在《三里湾》对马多寿入社时的精打细算中,在《实干家潘永福》对生产的具体领导中,甚至早在1920年山西早期共产党员高君宇写的《山西劳动状况》中,甚至在以写新的英雄人物著称的马烽的代表作《我的第一个上级》对老田了解水势的具体描写中,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写法,可谓是比比皆是。你在今天张平的《重新生活》中对腐败官员抄家现场的描写,对乡村学校学习情境的描写中,也依然可以看到这种写作模式。

      再说第二点,赵树理的写作名言是:政治上起作用,老百姓愿意看。政治上起作用,就是要得到政治权力的认可。老百姓愿意看,就是要让作品受到大众读者的欢迎。至于另一方文学界的评价,他用进“文摊”不进“文坛”作了表述。马烽生前曾经表达过类似的意见:他写的作品,希领导通得过,文学界也认可,老百姓欢迎。而要做到三方认可,就要在价值尺度及写法上,对三方各自有所适应。张平的小说,一直以来,其接受状况也是如此。

      那么,如此讲述故事的意义何在呢?

      首先,就是可以祛除所有“正确”“先进”“新锐”“前沿”等观念的“遮蔽”,直接还原事物本身,直抵事物本质。中国的文学写作,一时流于政治观念先行,一时流于西方现代观念先行,虽然常常醒人耳目,却也常常难脱观念先行的痼疾。因之,类似《掷地有声》的写作模式,仍不乏其现实意义。

      其次,这种细节真实的力量,数据真实的力量,在体现现实真实方面的作用,仍然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。特别是相较于中国长期的以各种观念“遮蔽”“真相”的顽疾及相应的文学写作中的“意象造型观”,这种“细节的真实”的写作手法使文学具有“去蔽”的现实力量,就更是非常值得重视的。

      第三,中国的文化传统,一向是文史不分,在这样的传统习染下,中国的读者往往把小说世界中的真实与历史中的真实、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相等看待。这种写作传统、文化传统,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特别关注的有二:一是在讲述中国故事中的作用,就是在讲述中国故事中使中国的现实、中国人的生活,得到非常真实的体现,但同时又能上升到超越现实的文学层面。再一个就是对文学虚构写作的挑战,需要我们重新深入认识文学虚构的力量、小说的本质等。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小说创作界,如何通过虚构而使小说具有超越文学写实的力量,而不是现在往往被大家所非议的小说反不及现实生活精彩,这都是文学写实所带来的对文学虚构写作的挑战。

      第四,中国的文化传统是“发乎情,止乎礼”,这也在某个层面上说明着真实呈现与理念规范的关系。“礼”标准的形成,由于“庙堂”对“水能载舟亦能覆舟”的认知,由于作为士大夫“广场”的以民为本的观念,由于民众的实际生存利益之需,所以,三者时时有着相对一致的期待标准。如果这样一种认识可以成立,那么,《掷地有声》在“庙堂”“广场”“民间”三方认可的阈值之内进行创作,并得到三方认可的写作模式,其在讲述中国故事中的积极作用与现实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。(傅书华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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