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行藏只此验天心”

——从《南岳倡酬集》看朱熹、张栻心性论的异同

作者:舒大刚(四川大学古籍所教授)、潘 悦(四川大学古籍所博士研究生)

  乾道三年(1167年)九月初,朱熹在弟子林用中陪同下,前往潭州(今湖南长沙)拜访张栻,讲学论道,诗文唱酬,游山泛舟,往来于州城与岳麓之间,盘桓两月之久;十一月,二人与林用中同游南岳衡山,往来七日,行程200余里,互相唱和,结集成《南岳倡酬集》(下称《倡酬集》)。宋诗本以“说理”为特征,理学家朱张二人的诗作更是如此。由于朱、张二人学术背景和思想渊源不一,他们唱酬诗文表现出来的思想也有一定差别。

  “心性”“理气”问题是理学家普遍关注的重要话题。作为“东南三贤”中的二位,朱熹和张栻(另一位为吕祖谦),他们的思想是南宋理学的重要代表,他们对“心性”认识存在的一些差异,反映了南宋理学一本万殊、一树多花的灿烂景象。真德秀曾言:“二程之学,龟山(杨时)得之,而南传之豫章罗氏(从彦),罗氏传之延平李氏(侗),李氏传之考亭朱氏(熹),此一派也。上蔡(谢良佐)传之武夷胡氏(安国),武夷胡氏传其子五峰(胡宏),五峰传之南轩张氏(栻),此又一派也。”黄宗羲又具体指出道:“南轩似明道,晦翁似伊川。”虽然二人学说秉承了不同渊源,但并不互相排斥,而是互相切磋,往来十分频繁。其交往成果的高峰,便是乾道三年(1167)朱熹长沙之行。此行论学达数月之久,最后还“为南山之游,穷幽选胜,相与咏而赋之……得凡百四十余首”(朱熹《东归乱稿序》),这本《倡酬集》即其成果。

  《倡酬集》作为游乐唱和,以歌咏自然风光、反映游观见闻的山水诗、纪游诗为主,二人有感而发,触景生情,借物抒怀,以诗言志,但在相同主题、相同韵脚的诗作里,表达二人不同的语言意象和情感旨趣。

  在《倡酬集》中,“心”这一意象被反复提及。朱子《登山有作次敬夫韵》:“晚峰云散碧千寻,落日冲飚霜气深。霁色登临寒夜月,行藏只此验天心。”晚峰、落日、寒月,以及变换的云彩、冲淡的霜气,一切隐显变化都自然的也是客观的,显示出天道变化的规律,是即“天心”(《易》曰:“复其见天地之心。”)。张栻和诗:“上头壁立起千寻,下列群峰次第深。兀兀篮與自吟咏,白云流水此时心。”岳峰壁立、群峰高低不一,还有自己乘坐的篮舆,眼前白云和流水,我心不动其与我何干?诸色斑斓,其实是此时此刻我的心在激荡而已,一切又都是人文的主观的。换言之,依朱诗理路,山水万物及天理本自存在;而依张诗意向,这一切皆由心生。

  在理学家看来,“心”是性情的主宰。朱熹《孟子集注》:“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,情也;仁、义、礼、智,性也;心,统性情者也。”《朱子语类》主张:“心是神明之舍,为一身之主宰;性便是许多道理,得之于天而具于心者。发于智识念虑处,皆是情,故曰心统性情也。”(卷九八)强调“心统性情”。张栻则认为:“人之性,仁、义、礼、智四德具焉。其爱之理则仁也,宜之理则义也,让之理则礼也,知之理则智也。……惟性之中有是四者,故其发见于情,则为恻隐、羞恶、是非、辞让之端……此性情之所以为体用,而心之道则主乎性情者也。”性体情用,而“心主性情”。一“统”一“主”,形式相近,而实质微殊。朱子之“统”强调“心”这个实体将性与情这两个虚体管束起来,一主二仆;张子的“主”,则是说“心”(本)功能就表现为性(体)与情(用),一本一体一用。

  又《后洞山口晚赋》张栻诗言:“石裂长藤瘦,山围野路深。寒溪千古思,乔木四时阴。幽绝无僧住,闲来有客吟。山行三十里,钟磬忽传心。”怪石、瘦藤、山野、幽径、寒溪、乔木,山僧不住,诗客时访,好一幅清幽寂静的深山图,四时的变换,人世的更代,似乎与这里没有关系,诗人信步其间,悠哉游哉,三十里间,无所羁绊,和乐恬淡,忽然一声钟磬,把作者拉回现时,仿佛圣贤的千古心传凭借这一声钟响输入作者内心。又如《壁间古画精绝未闻有赏音者赋此》,张栻诗言“山松夹路自清阴,溪水有源谁复寻?忽见画图开四壁,悠然端亦慰予心”,也同样有物我两静,听之自然,中心自有“寂然不动,感而遂通”和乐之愉。诸处的“心”皆是我心,是主观的。

  基于这样的哲学思考,在治理世道人心方面,朱子提出“便应从此正人心”(《方广圣灯次敬夫韵》),要使“人心”合乎“天理”;张子和诗则以为“山间光景只常事,堪笑尘寰万种心”,自然的存在只是寻常现象,奈何世人反映却有万殊,是人心将原本静寂的义理搞得复杂起来。

  在“心性情”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上,二子也有某种契合。朱熹《诗集传序》曾言:“人生而静,天之性也,感于物而动,性之欲也。夫既有欲矣,则不能无思;既有思矣,则不能无言;既有言矣,则言之所不能尽,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,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。此诗之所以作也。”这一吟咏性情的诗教观,与张栻《胡丈广仲与范伯崇自岳市来同登绝顶举酒极谈得闻比日讲论之乐》“论道吟心乐,吟诗笑眼开”表达的意境亦相合符,正是二人兹游论道有得、畅游有感,在性动情发的驱使之下,吟诗酬答,才成就了《倡酬集》一书。无论是初上山寻梅不获“天寒岁暮客愁深”的点点愁绪,还是醉下祝融峰时“绝壑层云许荡胸”的畅意抒怀,无不是感物触心、动性生情的畅叙之作。如《马上举韩退之话口占》,朱熹直言“此心元自通天地”,心与天地相感通,其间无须神灵参与,没有必要象韩愈那样面对神灵就“森然魄动下马拜”,于是发出“可笑灵宫枉炷香”,表现出对宗教祭祀的怀疑。

  虽然诗歌乃因性动情发而作,是“情”的艺术体现,但作为诗歌意象主宰的“心”,仍可用以观察诗人对于“性”的理解。前举朱熹诗“行藏只此验天心”,表达的是个体“用舍行藏”须与客观“天心”相协之意。此处的“天心”即自然规律,而反映在“人心”上或许还停留于未感于物时无有好恶的寂然之“性”。张栻诗“白云流水此时心”亦复如此,只见他兀自吟咏,心如“白云流水”,超乎事外,不为世事所动。他认为“乾坤本自宽”,天地浩渺宇宙无垠;“俯仰见平生”,端在于人自己对天道是否正确体认、谨慎躬行。在《将下山有作》诗中,朱熹云:“五日山行复下山,爱山不肯住山间。此心无着身长健,明岁秋高却往还。”其中“此心无着身长健”一句,如果心无所倚俟,也无须有所倚俟,自由自在,便可刚毅强健,不挠不屈,这正与“性”之意涵相合。无论外物如何动静变化,“性”终是无所动,感物而发的乃是情尔。

  朱熹和张栻虽然在心性观侧重上有所不同,但都认为应该通过理智来约束过情纵欲。但心总是活的,总有对天理物情不停探索的热情,故朱熹《登祝融口占用择之韵》又云“直以心期远,非贪眼界宽”,体现出超越物象而追求真理的志向。经过南岳倡酬,朱熹接受了湖湘学派“先察识、后涵养”的观点,也认同应当通过“察识”从“已发”之中求其“未发”。因而朱子在取食崖边积雪时忆起程夫子,以涵养己身“洗俗肠”。前引张诗“悠然端坐慰予心”句,山松夹路,清阴蔽日,溪水潺潺,不知源头,石壁间古画精绝,心境悠然,已经察识到的感物所发之情,涵养未发之性。

  游历山川,终有尽时。朱熹大感“世间不但山中好”,经此一游,心界更加开阔,“下山人事一番新”;张栻亦有“历尽高山数万里,未知何路是为真”的感慨。二贤对于“心性”“理气”等关键问题的思考,不会随着游历的结束而终止,而是转入另一个理论构建的高峰。“青山不老”,“白发如丝”,以几十年有限的生命,思考千年长存的问题,是比畅游山水、吟诗作文还要浪漫隽永的行为。细究《倡酬集》诗歌的文字表达和思想内涵,可窥二人理学思想,尤其是心性理论的特色。此游对日后二人思想变化和完善都产生了影响,因此我们不妨将《倡酬集》当成朱张会讲成果的又一“诗”性呈现。